犬奸

这篇作品的重点不在故事而在“异史氏曰”。“异史氏曰”是用骈文写的，而骈文则是一个黄色的段子。手稿本、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本等均有此篇，而乾隆年间刊刻的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则没有收录，估计与“少儿不宜”有些关涉。

首先就故事而言，商人妇与犬发生关系，是否是真，即为一大悬案。里巷之言本不足凭，仅以“犬忽见妇，直前碎衣作交状”，就判定两者有奸情显得捕风捉影。其次，即使真的是犬因嫉妒杀死商人，犬是凶手，但商人妇不见得是凶手。“碎衣作交状”，也只能作为两者关系的罪证而不能作为凶手的罪证。再次，即使商人妇与犬的关系可以定罪，罪也不至于“人犬俱寸磔以死”。至于蒲松龄写“役乃牵聚令交。所止处，观者常数百人”，在“异史氏曰”中亵语连篇，津津乐道，坠入恶趣，均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乃至蒲松龄人格趣味的另一面。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由于商人经商外出，经久不归，在两性关系出轨的问题上，无论商人还是商人妇都是高危人群，在古代市民文学中多有描写，在《聊斋志异》中也是如此。比如卷一中，除了此篇，还有《贾儿》。在《犬奸》，是写商人妇与犬交，在《贾儿》篇，则写商人妇是受到狐狸的诱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社会上对于男性商人拈花惹草往往习以为常，容忍度较高；而对于商人妇的性苦闷，社会的容忍度就非常低。蒲松龄的家庭有着商人背景，他站在商人兼大男子主义的立场上对于商人妇的性饥渴缺乏人道的同情，恨得咬牙切齿，态度偏激，可以理解；在这点上，《聊斋志异》中的观念就远不如“三言”、“二拍”中《蒋兴哥重归珍珠衫》等作品开通。

这是人类变态性行为的一次实录，因事关隐私，本不易发觉，只因犬啮亲夫致死，所以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示众”之馀又引来众人“围观”的癖好。作者似乎也未能免俗，感慨之馀，模仿衙门断案写下判词，炫才而外，颇有过一把官瘾的意味。所谓“兽交”，古今中外并非罕事，甚至在神话传说中也能觅其踪影。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四记有盘瓠的故事，即帝喾高辛氏为平外患，而将小女嫁与立有战功而名为“盘瓠”的犬，并养育了六男六女。这一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传说，甚至在正史《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有类似记载。西汉诸王“生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幼养尊处优生活令这些“娇子”丧心病狂。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汉诸王荒乱》有云：“江都王建，父易王薨，未葬，即召易王美人淖姬等与奸，又与女弟徵臣奸。建又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令宫人裸而据地，与羝羊及狗交。”江都王刘建是汉景帝的孙子，其强迫他人兽交的变态性行为伤天害理，令人发指。在现实中，兽交并不具备反社会倾向，但历史上有严厉处罚的记录，霭理士《性心理学》一书记述有中古时代的法国杜罗斯城一个女子因和狗交而被焚死的事件（潘光旦译注，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20页）。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一《人与物交》：“《文海披沙》：盘瓠之妻与狗交，汉广川王祼宫人与羝羊交，灵帝于西园弄狗以配人，真宁一妇与羊交，沛县磨妇与驴交，杜修妻薛氏与犬交，朱文帝时，吴兴孟慧度婢与狗交，利州妇与虎交，宜黄袁氏女与蛇交，临海鳏寡与鱼交，章安史悝女与鹅交，突厥先人与狼交，卫罗国女配瑛与凤交，陕右贩妇与马交，宋王氏妇与猴交。《耳谈》：临安有妇与狗奸，京师有妇与驴淫，荆楚妇人与狐交。乃知宇宙之大。何所不有。”这则笔记记录了中国历史中许多人与羊、与驴、与犬、与猴、与虎、与狼甚至与“凤”交的传闻。其中有杜修妻与狗交一则，据潘光旦先生考证，系根据唐李隐《潇湘录》中杜修己之妻薛氏与家养白犬相交事而来，并云：“后薛氏终于被出，归母家，而犬仍往来不置；其它下文便是一派神话了。”（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9页）薛氏之事未演化成悲剧，而蒲松龄写《犬奸》时，是否参考了《潇湘录》，不得而知；但“白犬”之名，有否借鉴，值得深思。2013年10月14日“环球网”综合美国新闻网站“yourjewishnews.com”报道：“印度55岁的男子穆图在该国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火车站旁边强奸了一头受伤的母牛。目前，该名男子已认罪，并因非正常性犯罪行为被警方拘留。”“随后，受伤母牛被送往动物医院接受检查，已证实被性侵。但这头牛因受火车撞击，伤势过重，已死于医院。”这一现代版的公开兽奸事件更令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