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和爱情一样恒久远、永流传

说古论今天下事，拍案奇书贾行家。 你好，我是贾行家，这回和你一起读《聊斋》。 在人类文学里，复仇是一个张力特别强，历史也特别悠久的母题。它和爱情主题一样，永远也不会消失。 血亲复仇，是在人类氏族文明期间就种下的感情和行为模式。即使在法律全面确立的当代文明里，多数人也会出于文化本能，认为私人执行血亲复仇具有正当性。就连“复仇者联盟”，听上去也比正义联盟要带感。

古今中外，复仇的故事一抓一大把。《聊斋》里也有一大批，有为一家老小复仇的狐狸，有化身老虎复仇的义士，也有使用剑术复仇的侠女。比较独特的是下面这一篇，它没有超自然或者传奇的成分，相当写实。

《商三官》：小女子只身杀豪强

话说有个姓商的读书人，因为言语得罪了本县一个豪强，被对方的家奴打成重伤致死。这个商秀才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成人了。两个儿子去官府告状，告了一年也没告出什么结果。 女儿商三官十六岁，已经定亲了，婆家想迎娶。商三官说：“哪有父亲尸骨未寒女儿嫁人的。你们家没有父母么？”拒绝很正常，但是这最后一句话真是厉害。

兄弟俩商议不给商秀才下葬。这个想法也很正常：民间打官司，尸体是有威慑价值的。但商三官说：“杀人都没人管，这是什么世道还不明白么？老天爷还会为你生出一个包公来么？你们怎么忍心让父亲天天暴露着尸骨。”这番话把两个哥哥说得心服口服。

我们可以看到，商三官的性格和言语是英雄式的，气场也很强大。而在丧事办完之后，三官就失踪了。 再说打死人的那个土豪。这一天他做寿，叫了几个戏子来家里唱堂会。那个时候的戏班，无论生旦都是男戏子。除非自己家养的小班，像《红楼梦》的贾府，才有女戏子。

土豪看中了其中的一个，就把他扣下了，要他陪自己过夜。这个娈童的爱好，在古代是很常见的。这个被留下的戏子叫李玉，长得像少女一样漂亮。他也挺主动、很殷勤地伺候土豪，只是曲子唱得不怎么熟练。 到了晚上，仆人突然听见土豪卧室里的声音很不对劲。进去察看，只见主人已经身首异处，那个戏子李玉也上吊死了。众人把李玉的尸体搬到院子里，觉得他鞋子的前面都是空的，脱下来一看，只见是两弯小脚，这才知道李玉原来是女子。

郡里一访查，果然这个所谓的李玉，就是离家半年、女扮男装的商三官。郡官让三官的两个哥哥把她的遗体领回去安葬，还特别命令土豪家从此不许再向商家寻仇。

复仇行为的儒家文化传统

蒲松龄对少女商三官可以说是推崇备至：不仅说她超过了先秦的义士荆轲、豫让，而且说天下都应该传颂她的事迹，像供奉关公一样供奉她。 这不只是一种情感和血性的向往，其实商三官的行为，也是完全符合儒家的核心观念的。 《论语》里有一则，说孔子和楚国的叶公就一个案例进行辩论。叶公说：在楚国，有个人的父亲偷了羊，他向地方官进行了检举，这个人是我们的守法模范。孔子回答道：“我们鲁国对道德的理解可不同。在这类案例里，儿子出于孝顺为父亲隐瞒，才是我们的道德模范。”他俩谈的不只是法律。春秋时的楚国和秦国一样，是后起的新兴国家，和以贵族和宗族文化见长的传统诸侯国有观念差异。

在儒家政治理论里，孝道既是策源地，也是保底设计。鼓吹血亲报仇，是从这个完整的理论结构发展出来的，并不是对个体如何有血性的肯定。 《公羊传》在解释春秋大义时，也分析过一段历史：齐国出兵攻打纪国，报了九代之前的世仇。按照当时诸侯国君的风俗，家仇是只追溯五代的，上溯九代有些太远了。而《公羊传》就说“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别说九代了，百代都没事儿。这个话就进入了儒家经典。

汉武帝攻打匈奴解决边患时，就用到了这个典故：他说他祖爷爷（也就是刘邦）曾有过白登之围。这还不到九代呢，当然要复仇了。 记仇该记多久？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感情不像法律有追诉期，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我只是怀疑：在汉武帝那儿，根本就是借口。比如说，《公羊传》还有一种案例：臣子可以因为父兄被杀，向他的君主复仇。汉武帝乱杀了那么多的大臣，这个春秋大义，他可就不推行了。

说起来，很多情感并不是被儒家思想单独扭曲的，而是当儒家思想与权力结合起来以后，才越来越扭曲的。

古代法律如何处理血亲复仇

血亲复仇为什么难判

在古代法律实践里，血亲复仇可不是个好处理的问题。一方面，它符合儒家根本的孝道，父母遇到奇耻大辱，儿女怎么能不报仇呢？另一方面，这又让法律工作者特别难办。 汉代曾经有过用立法活动来规范它的尝试： 汉章帝时，有个人杀了侮辱他父亲的人，皇帝亲自下诏免除其死罪。由于连续出现了几起类似事件，朝廷干脆制定了一部《轻侮法》。核心意思就是：杀死侮辱父母的的仇人，可以免死。如果官员判决复仇者死刑，也会受到惩罚。

当时有的县令就是因为杀死孝子，自己也反坐了死刑。还有人因为为父母报仇，而被朝廷直接选拔当官。 当时为什么出台了这么一部法律呢？因为当时的政治理论是：秦的灭亡，是因为以吏为师，也就是只讲法律不树立道德，闹得没有亲疏尊卑。既然汉代独尊儒术，当然也要以德为先了。

不过，《轻侮法》很快就被废了，原因我们能想象。这种法律，根本就是一个法律的大BUG，实在太容易制造冤假错案了。 有的孝子不仅杀了侮辱父母的仇人，而且将对方满门杀害，然后还逍遥法外。为什么杀人家满门，因为怕人家报仇，那是不是也得使用《轻侮法》？而且，想谋杀谁，设个局子，派自己的爹妈出场“碰瓷”，事后连责任都不用负。一时之间，这种事全出来了。

所谓恶法，不一定是指导思想恶，主要还是效果上激发出了人性恶的一面。 但是，希望法律承认复仇的主张，是一直都有的。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有一篇名文叫《驳复仇议》，就谈到这个问题。 在武则天时期，有一个叫徐元庆的孝子，父亲被县里一个官员所杀，他手刃了仇人。当时的许多人认为应该赦免徐元庆。而陈子昂觉得，杀人依法就要处死。他建议处死徐元庆以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进行表彰，并且把这件事编入律令，作为以后的判例。当时，人们觉得陈子昂的主张是对的。

柳宗元在很多年后，发现陈子昂的矛盾之处：礼，也就是国家的价值观导向和法律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你陈子昂要国家表彰一个以国家法律处死的人，到底是在说个啥？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抓住了一个突破点：就是要解决县里那个官员杀死徐元庆的父亲，究竟合不合法？如果合法，那徐元庆有罪，根本不能表彰。如果徐的父亲是因为官官相护而含冤，那徐根本就无罪。

但是，柳宗元这种隔空喊话，也并没给出理清道德和法律冲突的办法。因为根本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法律、道德和具体的情感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完全可能一件事从道德上是正义的，从法律上是违法的。这有点像哲学所说的“二律背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难题到了蒲松龄时期仍然没有解决。

世界各国的法律，大多都经历了由允许血亲自由复仇，到法律加以有条件的限制，再到一律适用通行法律的过程。 和它相关的，是很多国家都有“亲属拒绝作证权”，最典型的就是夫妻之间有权不做出对对方不利的证言。这其实就是与社会伦理、道德的一种妥协，因为社会确实并不只有一种法律价值，也有家庭的价值。

但是，亲亲相隐和血亲复仇，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证据可以再通过其他途径搜集，而复仇这个事儿是绝对的、是案件主要情节，所以棘手得多。但现在我们知道，为它立法，是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也没法操作。 法律和道德，是人类文明为了规范和指导行为发明出来的强有力的规则和工具。也许我们只能说，如何裁量，决定权在于人。法律本身，也是一种实现公正的工具，而公正是依赖于我们的理性、良知和智慧的。相信法律，说得煽情一点儿，还是等于相信人类的理性、良知和智慧。

二战犹太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奖得主埃利·维瑟尔说：“中立帮助的是压迫者而从不是被压迫者，沉默鼓励的是施暴者而从不是受害者。”这就是当道德和法律出现直接冲突时，对于良知的信任方式。 在这个复杂问题上，我个人认为最得体的方法，是只提供一些思考的周边，留一个开放的话题，让它被充分地提前思考。在出现问题时，我们尽量做出平衡的选择。欢迎你继续和我讨论。

至于商三官杀土豪为父报仇这个案例，其实是很清楚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郡官。他先是枉法，不为屈死的商秀才做主，逼得一个少女以死相拼，然后又出来装好人、和稀泥。你猜，蒲松龄要是再多说一句，他会说什么？ 狐鬼神仙，风月无边。 希望在得到很快和你再见面。

划重点

1. 01

   在儒家政治理论里，孝道既是策源地，也是保底设计。鼓吹血亲报仇，是从这个完整的理论结构发展出来的，并不是对个体如何有血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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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情感并不是被儒家思想单独扭曲的，而是当儒家思想与权力结合起来以后，才越来越扭曲的。

3. 03

   所谓恶法，不一定是指导思想恶，主要还是效果上激发出了人性恶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