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道路和理想

说古论今天下事，拍案奇书贾行家。 你好，我是贾行家，这回和你一起读《聊斋》。 我们继续说《聊斋》里的人。这一讲，重点说读书人。作者蒲松龄自己就是读书人，而且是不得志的读书人，《聊斋》的故事里，有许许多多读书人的影子。 有位世代说评书《聊斋》的老先生讲，他认为《聊斋》的人物命名法是这样的：作者认可的人物才有名有姓；有姓无名，说明道德行为上有缺点，比如前面《辛十四娘》里的那个冯秀才；品格低下的，不配有姓名，被称为某甲某乙。

儒家理想的“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其实还要加上一个，是立自己的名。通过科举当官，“扬名声，显父母”，是古代读书人的统一理想，值不值呢？这一讲，咱们就通过这个叫《叶生》的故事来说说。

《叶生》：一个死不瞑目的书生

话说河南淮阳有个姓叶的秀才，他的文章词赋在当时是顶尖级的，可惜运气不好，一直没有中举。当地知县丁乘鹤读了叶秀才的文章后非常惊喜，让他在官署里领津贴，专门向学使推荐他。可惜，叶秀才仍然没有考中，他觉得对不起知县的知遇之恩，既愧又恨，从此一病不起。

此时，丁知县要进京接受考核，走前不断派人来探望，邀请叶秀才和他一起北上，信写得很真挚，说：“我迟迟不动身，就是为了等您好一些。您要是上午能到，咱们下午就走。”一天，叶秀才忽然到了。 于是丁乘鹤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叶秀才对这个学生倾注了毕生心血，把自己的八股文章心法全都传给了他。丁公子连中连捷，在省级考举人的乡试里名列前茅。丁乘鹤很感激叶秀才，也替他购买了在京城参加乡试的报名资格，随后，叶秀才也中了举人。这时候，丁公子又在朝廷的会试里考中进士，被派往外地当官。丁乘鹤建议师徒同行，叶秀才顺便能衣锦还乡，回家探亲。

叶秀才到家时，发现家里很萧条破败，妻子见到他大惊失色，说：“你已经死了很久了。停灵三四年没有下葬，是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闹鬼吓唬活人啊。”叶秀才觉得茫然若失，惆怅地进了屋，真的见到自己的棺材，人就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

这虽然是个鬼故事，但听起来并不吓人，只让我们觉得忧伤。蒲松龄特别强调，叶秀才有姓无名，是因为他的名字失传了。他对叶秀才没有贬抑，因为叶秀才完全就是他自己的化身。没有留下名字的细节，加重了悲剧感：因为他活着时没有考中功名，没有做一番事业的机会。

科举考试中的人生状态

以大的历史维度看，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核心制度，是像税收一样的体制杠杆，怎么评价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尤其到清代，随着君主集权达到顶峰，科举的系统化水平也达到了顶峰。 从历史和政治角度，该怎么评价科举的作用，不是我们这一讲要说的。从叶秀才这个故事，我会带你自下而上地观察科举考试中的人生状态。

叶秀才的才学，原文是“冠绝当时”，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所以蒲松龄要把这归结为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自己遭遇的解释。从概率上说，中举、中进士，本来也是件比较渺茫的事。 梁启超就统计过：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的只有几十人。秀才也不是都能考举人，要参加定期的岁试取得资格。当时有句俗话叫“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什么时候考上举人，什么时候才不用再参加岁考。蒲松龄的时代，大清国内地十八省，大省有上万秀才，乡试通过率是百分之一二，也就是每三年，全省有一百多个举人名额。

为什么举人的地位不一样的呢？因为中举就有了做官的机会。清朝初年，还实行比较普遍的“拣选”制，就是按照包括外貌形象在内的标准，从举人里直接选拔知县等官员。举人们是当地的士绅阶层，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很高，在老百姓面前是真正的老爷。

中举后，再像丁公子这样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三十分之一，进士或同进士出身，是最受读书人承认的当官途径。那我们来算一算，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成为进士的概率是多少？最高只有几万分之一。只追求中举，也只有几千分之一的机会。 而且科举和高考不同，不但概率低，又难以禁绝权贵内定、徇私舞弊等情况，连蒲松龄和叶秀才这样的国家级学霸，都要几十年如一日地发挥失常。普通学子的机会究竟有多大呢？

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追求这样低概率的人生目标，把全部精力花费在学习一种单调的应考技巧上，对时代而言，这是极大的智力浪费。对个体而言，也是成本巨大、并不明智的人生选择，类似于用生命在买彩票。

没有选择的体制化生活

那么，为什么上千年里，全国有知识的人都在热衷于干这么件低概率的事呢？ 因为科举对国家是一种政治制度，对读书人来说，则是一种几乎没有选择的体制化生活。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在监狱里服刑五十多年的老犯人终于获得假释后，却一出狱就自杀了。原因是“他被体制化了。人入狱之后，起先恨监狱，后来就会习惯它，不能没有它，这就叫体制化。”

科举创制于隋朝，兴起于唐代，唐太宗李世民自己溜达到考试机构去视察时，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就是天下的英雄都进了我设置的笼子了。 科举制越清晰明晰，对思想的规范就越严格，体制化的水平也就越高。唐代科举的考试内容和选拔机制还相对灵活，到了清初，核心的八股文考试，由形式到内容都是高度严密的。

从大的历史视角看，八股取士当然有它的原因和意义。而从个人体验而言，这个笼子已经狭窄得连转身都难了。上面说的，是制度设计的体制化。 而且还有观念上的、知识上的体制化。 文章冠绝的叶秀才，冠绝的是什么文章？不是《古文观止》里的古文，而是八股文。他倾囊相授给学生的心血，也是这些八股文，背下来起承转合的套路，碰对了题目，抄出来就是了。

除了纪晓岚这样的大学者，普通举人连进士甚至有的翰林在内，所谓读了一辈子书，其实只是把科举相关几种经典、几十篇文章背得滚瓜烂熟，顶多再学几句诗词。你可能很难想象，有的翰林连司马迁是谁都不知道。这种知识结构，只是将一种意识形态不断固化。

这种体制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老囚犯在监狱里住了五十年，读书人则在科举制里呆了上千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中国古代最理想、最受推崇的家族观念。读书中举是传统家庭的头等理想。 清末，一个叫明恩的传教士记录了他在山东传教的见闻：他说，读书人考不考科举，不是自己能完全选择的。有个年轻人本来不想走仕途，但他父亲强迫他必须考秀才。他很聪明，十九岁就考中了。然后父亲又逼他考举人，于是这个年轻人绝望地上吊自杀了。这样的事情，信奉科举的中国文人当然不愿意记载。

明恩溥发现，科举考试不仅机会渺茫，而且也很危险：考试时间在雨季，很多考生一连几天泡在雨里。曾经出过考场倒塌，压死考生的事件。光绪十四年山东的乡试考场里暴发了霍乱瘟疫，上百名考生也包括官员病死，即使这样，他们都不愿意退出考试。

那么，回到前面关于实现人生价值的话题，叶秀才这样的悲剧人生，有什么挽回机会呢？ 其实蒲松龄自己就回答了这件事。蒲松龄考举人一直考到五十多岁，连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了，劝他放弃算了。但他还是截长补短地去尝试，他生活在这个体制里，付出的沉没成本实在太大了。

然而，我们知道，在赌桌上：“我输得太多”根本不是“我下一把能赢”的论证前提。所以，七十来岁时，蒲松龄写过一首诗说“落拓名场五十秋……归对妻孥梦亦羞”，意思是自己被困在科举里五十年一事无成，真是连梦里都没脸见人。 可是，真的如此么？连清史专家也背不下来清代每一科的状元榜眼，很多人记不全清朝历代帝王的年号，但是今天又有谁不知道蒲松龄呢？

从蒲松龄的心态来讲，写《聊斋》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他自我感觉好像对人生认输的时候，却赢得了历史上的伟大地位。他通过做天赋中最擅长的事情，实现了不可替代的人生价值，没有完全让一种外在的体制来定义自己的意义。而且，他那种名垂千古的执念，也确实实现了。

本讲小结

才华怎样在身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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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通过《叶生》的故事观察了科举制，也观察了科举下的生活。 叶秀才死了都要考的执着，放到这种低胜率、高精度、全覆盖的体制中，让我们看到了古代读书人的无助命运。 思考题：这一讲，我们从个体角度，说了很多科举制的坏话，但是换个角度，你觉得它在中国社会存续超过1000年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又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狐鬼神仙，风月无边。 等你跟我一起接着读《聊斋》。

划重点

1. 01

   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追求这样低概率的人生目标，把全部精力花费在学习一种单调的应考技巧上，对时代而言，这是极大的智力浪费。对个体而言，也是成本巨大、并不明智的人生选择，类似于用生命在买彩票。

2. 02

   科举制越清晰明晰，对思想的规范就越严格，体制化的水平也就越高。

唐代科举的考试内容和选拔机制还相对灵活，到了清初，核心的八股文考试，由形式到内容都是高度严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