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芳读《偷桃》：民俗现场怎样变成一场索赏大戏

书中把《偷桃》看作蒲松龄年轻时赴济南参加科举考试的一段见闻。演春发生在立春前后，各行商人抬彩楼、奏鼓吹到藩司，游人围得水泄不通；蒲松龄既年少，又隔着人墙和声浪观看。

马瑞芳认为，作者对这项民俗的描写细致形象，也把术人父子写得生动精彩。正因为先有一个可信、嘈杂而具体的节令现场，后面的登天取桃才像少年亲眼看见、久不能忘的一场大戏。

父亲先说人间没有桃，只能到王母园去偷；少年又反问天怎么能够沿阶而上。绳子升空以后，父亲以自己年老体重、已经夸口和百金娶妇劝儿子攀登。马瑞芳把这组问答看作父子共同渲染登天之难。

桃子到手以后，绳索、头颅和肢体相继落下，术人又把独子因奉命偷桃而死的悲恸演得煞有介事。四官给钱后，他先把赏金缠在腰间，再拍箱叫出完整无伤的少年；好奇心和同情心都已经变成报酬。

本章提到明代钱希言书中也有类似大型幻术，却认为远不及《聊斋》所写生动。相似材料在这里不是用来取消蒲松龄的创造，而是作为幻术传统的旁证：同类奇技可以流传，小说仍能靠现场、对白、悬念和人物表情形成自己的感染力。

书中还转引但明伦的评语：施术者‘挟其巧幻之术，佐之以滑稽之口’，巧妙幻术必须配合能说会演的话术。马瑞芳由前代记载与这条评语推断，这类魔术确实存在过。